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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瑞金:出世之心敢为天下言

2013年07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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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如果只是知晓“皇甫平”评论的风云过去,或者只是听闻 《改革不可动摇》 里的疾声呐喊,这样的周瑞金,或许是陌生的: 

他每日参禅,诵心经,念大悲咒,读过的经书数以百计;他恪守养生的平衡之道:“一天五个一”(起床后一杯水,早餐一只鸡蛋,中午一匙醋,晚饭一杯酒,睡前一瓶奶);他还笃信“认知科学”,常琢磨生命之起源,惊叹佛经对于生命预言的精湛;他甚至关注陈晓旭出家,想着有机会见面一聊。
68岁的周瑞金,大半生驻足意识形态岗位,笔下风云际会,放下笔来却是修禅十八年的参研佛学者。
南书房行走”
他与禅学的结缘,始于十八年前在 《解放日报》 任上的身体微恙。1989年,刚受命担起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重任,即面临一场政治风波。当时的《解放日报》,作为全国意识形态的重镇,周瑞金主管全局社务,掌控报纸版面,深知队伍动向、字里乾坤,常殚精竭虑,彻夜难眠。当年他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,服药无济于事,便借人举荐问诊当时上海中医学院王教授,教授治病重在治心,指明并非单纯生理病痛,实因思虑过度,精神紧张,包袱太重,便建议他向内求清宁,以打坐和修禅去浮躁,防失据,安方寸。是为开端。
不想从此与禅随形,持十八年而不易不断,静坐冥思之态,几成周瑞金标志性身影。常不分场合,不论时间,大凡坐定,便盘腿若莲花。有点匪夷所思的是,即便后来调任《人民日报》 副总编辑,在编委会那样严肃正经的场合,他亦复如此。别人若问,他总是一句,习惯了,习惯了。
其实何止是习惯。1989年那会,他辨时局,甄是非,掌原则,重政策,“既按中央精神办事,又保护了员工,没有伤害过人”,算是圆满结局。他在《解放日报》社三十多年,任领导十多年,几乎没跟人红过脸,调离《解放日报》的时候只向一个人道歉,“因为分房子几次闹得我火起,训斥了几句,但是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向对方道了歉。”时过境迁,周瑞金将这一切归于:“参禅使得我在大事小事面前有了静气”。
也在那会,他始读南怀瑾先生的 《论语别裁》,不禁击节,传统经典也可演绎至此,不若寻章雕句般的考据小学。后又经王教授推荐,觅得南先生的《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》, 彼时的周瑞金打坐初学,常不得要领,不免腰酸腿痛,杂念纷飞,自得指导,一招一式,竟渐入佳境。他说,真是奇功。为此,他写了一篇 《奇书·奇人·奇功》 刊登在杂志上,“那算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南怀瑾先生的文章”。此文经汪道涵先生推介,竟一时被高层所识,放之案头。南怀瑾先生获悉此文后,专程派弟子到上海看望这个“忘年交”,此后信息往来,神交数年。
待到与南怀瑾先生见面,已是十年后的1998年,当时周瑞金赴台湾访问,绕道香港,专程拜访,以慰倾慕之心,更圆了面讨禅学的夙愿。当时南先生已八十多高龄,精神矍铄,一见面便说“南书房行走”来了。周瑞金如今解释,一语双关,既说我是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,常跑中南海,又戏称我是到“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”。
言天下事金刚怒目,养性时安定若闲
儒释道三家都讲修身养性。退休后,周瑞金回到上海,住在清静的寻常寓所里,少了案牍之扰,自命“闲云野鹤”的他说,始得专注修禅,才有茅塞顿开之感。他兀自参悟出“修禅即是追寻人文精神”的道理,“什么是人文精神,尊重生命的价值,人的尊严,关注心灵的追求,关注生命的完善和发展,执着人生终极理想和价值”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他相信宗教与哲学、科学一样之于人类文明觉醒的推动作用,就好比,他坚信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正途一样,不容置疑。他对既往中国,总是贬斥宗教,把宗教与封建迷信混为一谈,一如他谈及改革方向几遭质疑的事实,无奈中有些遗憾。
如是,许多外人眼里的耐人寻味,在他自己而言便是水到渠成。比如,晚年静坐修禅之姿,却常伴辛辣文章与敏感危殆之言,从 《改革不可动摇》 、 《越南改革值得关注》,甚至上海社保案、政治改革思想等等,他总是以笔为器,痛快淋漓,外人看来,整个横眉怒目,哪有安定若闲?
周瑞金慨然一笑:“矛盾吗?一点都不矛盾。”他说,佛家讲普渡众生,不是专求小我的安宁平静和健康,这才是最终目标,才是真正的个人修为。
我观察改革争论了两年,发现主流媒体都不说话,任凭异见汹汹,混淆视听。我洞悉清楚,才写了《改革不可动摇》 ,引得中央和社会重视,促成改革共识达成。这才有利于国家社会,有利于众生,也才是修禅者应有的境界。”
争议也随文章而来。《改革不可动摇》发表之初,一时风雨如磐,惹得好事者揭其老底,蜚短流长,扣其“利益集团代言人”、“改革教条主义者”的帽子。他还写过其他切中时弊的文章,结果不怀好意者反唇相讥,进行刻薄的人身攻击。
对此,周瑞金总是一笑置之,懒得理会,“修禅者首要内心求安,实话直说,我已心安,不求其他。”有学生替他打抱不平,反被“教育”:“我都耳顺之年了,还在乎这些吗?”
对于民意最初的“不理解”,他亦不强求,“寄希望于觉悟”。他说,佛祖也是这样,受苦受难,以此引导众生,终会渐悟。
所以,每每文章引起争论,别人替他揪心,他却释然:“这是好事,你要相信他人终会觉悟,他来反驳,已说明受你影响近了觉悟一步。”
常有人问他:“现在写文章,每发必中,人是越来越老,文件也很少看了,为什么?”他说,那是因为“我能透彻。佛家讲究通,讲究灵性,思想与语言不时出现在你静思之时”。
话听起来有些不可言传的神秘,他却一副笃信的姿态,可以解释的似乎是:他经历了那么多改革起伏,人生亦几遭起落,想来是非曲直早已了然于胸,所谓“通”倒非妄言。

这时,他想起了一副对子,隔着电话,默诵开来:“静思足以养老,至乐莫若读书”,准备写出来放在家里自省。还有一副,他写在了自己的书 《宁作痛苦的清醒者》 里:“为天地立心,为民众立言”——两者合一,竟是他此次采访的最后一句禅: “以出世之心,为入世之事。”

知识分子修禅,最重要的就是这个。”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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